了富弼、韩琦、欧阳修、庞籍、郑戬、余靖、尹洙、蔡襄、滕宗良等一干青年才俊。这些人如今或是与他同列两府主导新政，或是执掌宋朝言官系统一半的天下，或是在边关重地主政一方，再加上种世衡、张亢、狄青等一帮他在军事系统的老部下，这阵容可谓是文武双全极致豪华。问题在于，新政的反对势力同样阵容豪华势力庞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反对势力的能量足以碾压这些改革者，毕竟他们几乎就是帝国的整个官僚系统。

正如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那样，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变法最后失败了。如今我们回头再细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范仲淹的失败其实不仅仅是反对势力的反扑那么简单，新政集团内部的争斗和超级不靠谱才是导致新政失败的根源，而且在新政正式实施之前这些问题和隐患就已经在开始发酵。也就是说，还没等反对势力下手，新政集团内部的人就把刀子亲手递给了对方。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以及他的新政之所以会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群“猪队友”。是的，是一群，而不是一两个。

另外，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下吕夷简。

在这不久之后，也就是范仲淹的新政措施开始正式颁布施行后，以欧阳修为首的几位君子再又成功地通过上疏将吕夷简彻底变成了一个“老百姓”，从此吕夷简就只能在家里安心养老，就连举行大朝会时本是荣誉性质的亮个相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满嘴仁义道德的欧阳修等人为何要对吕夷简这样一个半身不遂的病老头如此穷追猛打？因为他们担心吕夷简会破坏或阻挠范仲淹的新政，但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吕夷简在一年之后就过世了，从史料中我们也看不出他对新政的态度，但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从吕夷简彻底闲赋并最终过世之后，整个宋朝就再无一个能够压制一切牛鬼蛇神的大人物。正所谓水浅王八多，遍地是大哥，从此以后无论是新政集团还是反对势力以及在他们各自的内部彼此谁都不服谁，群魔乱舞的时代也就此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吕夷简在这个极度重要和敏感的时期突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或许也是宋朝的一种宿命，如果他仍然掌控朝政，那么新法只有两种结局，要么他反对新法从而让新法直接来个见光死，要么他赞成新法从而让北宋就此走上中兴之路。以他为相二十余年的资历和能量，无论是新政集团还是反对势力都不可与之抗衡，群魔乱舞的现象也就不可能出现，宋朝也就不会被这么一番折腾。可是，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倒下”了。

对于吕夷简，历史对他的看法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说他是定国安邦之能臣，一个说他是打压异己的奸佞之徒。新政集团的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反对新政的人在他面前则是敬畏交加不敢造次，但统一的看法就是他不是一个善类，更谈不上是什么正人君子。参看以往的北宋宰相，吕夷简有些像赵普，他强势，他揽权，他喜欢独裁，他打压一切与他为敌的人和势力，但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出自他对手中权力的掌控。他是宰相，他的所为皆是以此为出发点，他的所谓的“谋私”只是为了给这个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在谋私，至于作为单独个体的吕夷简，他无暇顾及。

如果我把“天下为公”这个词放在吕夷简的身上估计会被很多人所嘲讽，但身为宰相的吕夷简确实只有一个身份——大宋的宰相，他只知道自己是大宋的宰相，他不知道这个世间有一个人叫吕夷简。不可否认，吕夷简在打击政敌方面手段绝对堪称凶狠和阴险，这一点他没有丝毫的君子之风，但反过来说，真正的君子能够在政坛立足吗？历史上的那些出色的成功的政治家有人是君子吗？政坛就是君子的墓地，如果你想做君子就不应该涉足政坛，这句话可能逆耳，但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只能说明他是在隔岸看风景。

公元1044年9月， 前大宋宰相吕夷简病逝于他的老家安徽凤台，享年六十六岁。当消息传入宫中，这时候的赵祯正在与大臣们议事，他随即当场潸然泪下。

悲戚之余，赵祯不禁口中呢喃道：“安得忧公忘身如夷简者！”

说到底，吕夷简到底是个什么人其实只有身为皇帝的赵祯才是最有资格去评价的。前后对比之下，赵祯才会真切地发现吕夷简的有无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有吕夷简在，大宋朝堂的根基是稳的，可在他远离朝堂之后，赵祯每天几乎都在被自己的这帮大臣给左右拉扯，朝堂立马变身农贸市场，朝局的不稳顺带着也让整个国家来回震荡。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但他们镇不住这个国家，他们也无法驾驭自己身后的这帮所谓的“支持者”，在对新政的见解上他们相互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