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二牛也承认了自己泄愤杀人的事实经过，至于他是否真的与卢大富家的女人勾搭成奸也就不重要了。王棣并没有往下查，没意义。

本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本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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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奸罪，本朝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即，大宋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所以，即便有奸情，丈夫已死，奸夫也难逃一死，没有苦主告官，那便到此为止吧。不过，那女人从今以后生活在道德舆论的谴责之中，也不见得就能安安心心。

此案告结，王棣又依照大宋律法快速地审结了其余的民事、刑事案件，对律法的熟悉程度完全不在就读“新科明法”者之下。且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对判处结果心服口服。

之所以能有这般效果，当然是因为王棣花了大力气研读了大宋律书《宋刑统》，至于“镰刀杀人案”则正好是《洗冤集录》中记录的案例。

他与何仵作所言有意编撰一部刑狱勘验之书，说的便是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的奇书。

当然，知县大人政务繁重，委实抽不出太多闲暇时间撰写此书，便折衷一番，让宗泽与何仵作共同参与。

宗泽自不必说，本就是负责此方面之事，又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专业对口。

至于何仵作，倒没读过几本书，但胜在业务娴熟，与宗泽恰好组成“捉刀二人组”。

当然，成书后，乃是三人共同署名，这才是宗、何二人甘被驱驰的动力所在。

有《洗冤集录》这么一本先近二百年的法医学傍身，又有何仵作临场操作，刑事案件侦破起来并不难。

反而是民事诉讼更为麻烦。

譬如那桩“盗苏轼兄弟田契出售，非知情人购买”的诉讼案——哥哥罗琦起诉弟弟罗琛，称罗琛将自己的田产契书盗走，典卖田产给潘某，并且办理了相关“过户手续”，罗琦要求潘某退还自己的田产、交易作废。

经过审查后王棣认为罗琦、罗琛等人本是一个户口本的兄弟，他们之间的纠纷外人并不清楚，而照契等官府签发的文书却是非常清楚的，具有公信力。

潘某据此购买田产，符合法律规定，权益也应受到保护。

潘某据此购买田产，符合法律规定，权益也应受到保护。

至于说罗家兄弟之间究竟谁是谁非？罗琛是否盗取罗琦的契书办手续？姊夫谢瑜、另一兄罗球，又在这起田产纠纷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鉴于他们都是亲戚兄弟，可以在官府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实在有曲折隐情，罗琛真的盗取了罗琦的契书，罗琦利益受损，也可以从罗琛卖田取得的价款中获得补偿。

一句话：潘某不知情，买田成立；罗家兄弟的问题，自己坐下来慢慢商量，合理分配卖田价款。

综合考量后，王棣如是审断：

“潘宅买罗琛庚难字号晚田一亩二角二十二步，既有契字，又缴到受分关书，卽无批破，交易已正，纵有不明，亦非知情。今据罗琛亲兄罗琦陈状，谓是本位已曾买入，复被罗琛偷去于照，转行典卖。盗窃之事，理或有之。但罗琦并无片纸执手，考之省簿，又是兄弟合为一户，税钱苗退受，复无稽考，官司将何所凭退回交易，其田合与照契为业。又据罗琛所供，此田元系典与姊夫谢瑜，又有一兄罗球，亦系连关受分，必能知证，况是亲戚兄弟，自宜从公和对。如当来委有曲折，合就罗琛名下监还价钱。”

罗琛将罗琦的田产卖给潘某，二人并非私下交易，而是走了官面程序，即到官府缴纳契税，并且进行相关登记，也就是“交易已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