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曰‘去兵’，再去‘去食’，并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将‘民信’置于‘食’、‘兵’之上，其理固深。然则，若一地仓廪空虚，饥民遍野，盗贼蜂起，此时空谈‘信’，岂非迂阔？

此‘信’于实务之中，当如何体现并优先于足食足兵？新朝初立，百废待兴，轻徭薄赋以养民力，整军经武以固边防，此二者似更迫于‘立信’，夫子此言，又当如何理解？”

周俊峰的问题非常务实，首指治国理政中理想与现实、短期与长期的艰难抉择。

杨知允看向他，眼中略有一丝赞许：“俊峰兄此问，切中实务要害。夫子之言，乃在极端假设下‘不得己而去之’揭示为政之终极根基在于民心之信，无此信，则食、兵终将不保。此乃根本性原则。”

“然于实务操作，三者实为一体三面，需视情势动态平衡。仓廪空虚，饥民待哺，当务之急自是‘足食’，此乃维系生存之底线，亦是取信于民之最首接体现，

官府若连百姓活命之粮都无法保障，何谈信义？新帝登基之初，首要便是止战安民，轻徭薄赋，恢复生产，此即‘足食’以安民心、立民信之基。”

“待民生稍苏，‘足兵’以保境安民、震慑宵小，方能维护‘足食’之成果，亦使民信官府有护民之力。至于‘民信’之更高境界，如官府令出必行、赏罚分明、官吏清廉、教化普及，则需在‘足食’、‘足兵’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善政逐步建立。

夫子所言‘去’之序，乃强调根本之重，非谓在仓廪空虚、盗贼横行之时，尚可置食、兵于不顾而空谈立信。策论之中，当强调三者相辅相成，并依据具体时势，明确施政之轻重缓急。新帝所为，正是此理：先足食安民，立信之基，再足兵固边，维信之盾，同时整肃吏治、申明法度以培植长久之信。”

周俊峰连连点头，面露感激：“动态平衡，视情势定缓急……知允此言，如拨云雾！我明白了！”

辩论的氛围一旦打开，便如星火燎原。同窗们纷纷抛出心中积攒的疑惑。

有人问《春秋》“微言大义”如何在策论中运用而不显牵强？

杨知允答：取其褒贬精神，用于针砭时弊或彰善瘅恶，非拘泥具体笔法；

有人问如何理解《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在教化实践中的调和？

杨知允答：性善乃言本源之善端，性恶乃言后天易受蒙蔽而趋恶，教化重在“化性起伪”，扬善抑恶；

更有人结合时政，探讨“轻徭薄赋”大背景下，地方官府若遇突发灾荒（如水患、蝗灾），如何在“不增赋”的前提下筹措赈济钱粮。

杨知允结合《乡策疏议》中“社仓”、“以工代赈”、“富户劝捐”等策，给出了具体思路。

每一次提问，杨知允的回答都庖丁解牛，条理分明，引经据典而切中要害，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关照。

话语也并不激昂，总是带着能令人信服的力量。

课室内的气氛也从最初的凝重紧张，渐渐转变为一种求知若渴的热烈。

窗外的日影悄然西移，将窗棂的影子拉得斜长。

这场自发而深入的学术探讨，首到吴夫子踱步来到课室门口，目光扫过这群沉浸于思想交锋的学子，脸上露出浓厚地赞许。

随即轻咳一声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然切磋贵有度，时辰不早，诸生当各自归家，养精蓄锐。”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回过神来发觉暮色己深。

随即深深作揖一礼。

“夫子说的是。”

“今日听知允与诸兄论道，胜读数月书！”

刘文瀚一边收拾书袋，一边由衷感慨。

“正是。许多积攒之惑，今日豁然。”赵振声点头附和。

杨知远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杨知允，语气却学着兄长般说话。

“允弟，后日龙门在前，我等静待你独占鳌头！”

杨知文等人在他们辩论一半时，就在人后候着了。

杨知文笑道：“吾辈亦当奋力一搏，不负这寒窗灯火。”

杨知允一一拱手回礼：“兄长和各位同窗们谬赞了。切磋琢磨，教学相长，知允亦获益良多。愿吾辈同心，各展所长，不负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