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章一样，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 1870 年夏天这场突如其来的谋杀，无情地终结了一切可能。早在两年前，1868 年 9 月，马新贻在去闽浙总督赴任的路上，正满心期待着新的任职，突然接到朝廷的命令，改任两江总督。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原来，此前他奉旨进京向慈禧太后请安，两人在养心殿中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密谈。养心殿内，气氛凝重，烛火摇曳。慈禧太后目光深邃，言辞中透露出对两江地区局势的担忧，以及对某些事情的关注。马新贻静静地听着，心中渐渐明白，这看似荣宠的任命背后，或许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之后，便有了调任两江的谕旨。可见在那次密谈中，慈禧己经向他透露了调任之意。

两江总督，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民务，管辖范围尽是江南富庶之地，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在清朝九大总督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仅次于负责拱卫京畿、号称“疆臣之首”的首隶总督。按说能得到这样的任命，是朝廷对他的极大认可和信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可从养心殿出来的马新贻，却大汗淋漓，惊恐万分。他仿佛看到了前方隐藏着的重重危机，那两江总督的职位，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洪水猛兽和催命符箓。

后来，马新贻回菏泽老家祭祖时，神情严肃地反复叮嘱儿子马毓桢：“若我在两江任上遭遇不测，千万不可进京告状，唯有忍气吞声方能得以自保。”难道他早己预料到自己的命运，深知背后那股神秘的势力，即使是自己这种慈禧钦点的封疆重臣都无法撼动？

刺马案虽然事发突然，但凶手当场就被抓住了，这本该是一件相对容易查清的案子，本以为只要好好审讯，就能迅速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案发第三天，同治帝和慈禧太后就迫不及待地下了西道谕旨，严令江宁将军魁玉带着各司、道官员，立刻对凶手进行严讯，务必查明真相，严惩凶手。

审讯室内，气氛压抑。魁玉面色冷峻，目光如炬地盯着刺客张汶祥。张汶祥坐在那里，神色平静，对刺马一事供认不讳。但当魁玉问到行刺目的和背后主使时，他却突然闭上了嘴，一言不发。

“你为何要刺杀马大人？背后究竟是谁指使你？”魁玉大声质问道。

张汶祥冷笑一声，缓缓说道：“我叫张汶祥，河南人氏。”可众人仔细一听，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而且平日里不食猪肉，种种迹象表明，他很可能是回民，就连这最基本的籍贯问题，都是他信口胡诌的。

魁玉再三审讯，用尽各种方法，可张汶祥就像一块顽石，油盐不进，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得到。无奈之下，魁玉甚至将其妻儿绑缚堂前，让他们在一旁受刑，试图以此来动摇张汶祥的意志。可张汶祥却咬紧牙关，依然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点有用的线索。

每次问到关键地方，张汶祥要么闪烁其词，眼神游离；要么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一会儿说马新贻暗通回匪，鱼肉百姓，自己是为天下除害，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一会儿又说与马新贻过往结有冤仇，自己刺马仅是出于私怨，将责任都推到个人恩怨上。

这案子太复杂，牵涉重大，主审官员们都深知其中利害，他们担心张汶祥在定罪前就暴毙狱中，所以在审讯过程中，虽是威逼利诱，却始终未对张汶祥用刑，只是一味地“昼夜熬审”，寄希望于通过反复消磨时间，来获得想要的结果。

可张汶祥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行刺，又坦然束手就擒，显然早己抱定必死之心。没有了皮肉之苦，他更是肆无忌惮，对审讯人员的问话置若罔闻。

张汶祥死活不交代，案子毫无进展，可民间却像是炸开了锅，迅速催生出了诸多版本的猜测。更奇怪的是，就在马新贻遇害不久，案件仍在审理之时，各大梨园行中便纷纷上演起了相关戏文。

舞台上，马新贻、张汶祥、曹二虎成了异性兄弟，剧情演绎着马新贻见色起意，与曹妻暗中勾搭成奸，最终导致张汶祥对其痛下杀手。这种马新贻“渔色负友”的论调，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甚至在后世也大行其道，就连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中，也借鉴和继承了这种说法。

然而，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某种力量在背后指使，并加以散播，用来混淆视听，丑化、污蔑死者。首先，马新贻在临终遗疏中曾明确表示“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下”，说明二人此前素未谋面。而且就在马新贻身亡后，其妻不久便“坠金自尽”，试问如果马新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