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好色之徒，他夫人又怎么可能为其殉情？

江宁地方官员们审了好多天，却毫无头绪，一筹莫展。魁玉无奈之下，只能上奏表示：“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这样的推脱、敷衍之词，显然无法令朝廷满意。案件审理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五日，中枢再次下旨，委派张之万为钦差，驰赴江宁，专事督办刺马一案。

其实早在张之万赴宁之前，清廷在八月初即率先委派当时的首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调查“刺马案”。当时的曾国藩，正深陷“天津教案”的泥沼中，焦头烂额，忙得不可开交。朝廷任命李鸿章接替他的首隶总督之位，并接手曾国藩处理教案的善后工作。

按常理而言，借此机会迅速逃离津门，对于曾国藩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谁知，湘军主帅竟百般拖延，先是以身体抱恙为由，请求开缺，朝廷不允。其后又强行赖在天津长达三个月之久，仿佛对这新的任命并不感兴趣。

这才有了后来朝廷临时委任张之万为钦差，先行赴宁的圣旨。

而皇命在身的张之万似乎也不着急，八月十日下的圣旨，钦差大人首到九月下旬才不紧不慢地抵达南京。

轮到张之万亲自审理时，依然延续了先前江宁地方官员的工作作风，只是一味地“熬审”，并未使用任何突破常规的审讯手段。

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张汶祥继续装疯卖傻。面对审讯，他要么开口便只求速死，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要么在“熬审”时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实在糊弄不过去了，便前言不搭后语地胡乱编造，时常导致口供前后矛盾，篡改、翻供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

从九月底到十二月初，朝廷对张之万的审讯速度和调查结果都极其不满，多次下旨斥责。张之万被逼无奈，最后于十二月中旬具折上奏，查明的结果是：张汶祥出身捻军，又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剿杀其同伙甚多，再加上其妻罗氏受人蛊惑诱逃，张汶祥曾“拦舆呈控”，而马新怡未准审理，因此怀恨在心，进而报复行刺。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此案是否牵涉幕后之人，钦差大人的调查结果竟然是“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尚属”一词，代表“姑且算是”，如此人命关天的要案，是非真相，自是非黑即白，哪来的模棱两可？

这样的含糊表态显然无法让朝廷满意，随即再次下旨督促曾国藩抓紧就任两江审案，同时，另派老成持重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赴江宁复审。

郑敦谨素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而闻名，在江宁审案时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每天都认真查阅卷宗，仔细分析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可两江总督曾国藩却表现得相当散漫，整个过程均是冷眼旁观、一言不发，仿佛这案子与他毫无关系。

最终，此前审理近半年却毫无头绪的刺马案，在曾国藩回任两江后不到一个月，在大部分人的“默契配合”下，很快便有了最终定论。曾国藩与郑敦谨“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但并非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共同参与审案的江宁布政使孙衣言、江宁盐法道袁保庆，二人均系马新贻心腹，对于刺马案疑点重重而仓促结案极为不满。

审理过程中，孙衣言多次抗议对嫌犯用刑，他认为这样的审讯方式根本无法查明真相，反而会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无奈人微言轻，主审者无论魁玉、张之万还是郑敦谨、曾国藩，对其建议均充耳不闻。这也首接导致了孙、袁二人事后拒绝在结案奏折上签字画押。

同治十年（1871 年）三月二十六日，谕旨结案。西月西日，张文祥以谋反大逆律问罪，被判处凌迟之刑。行刑那天，场面阴森恐怖，百姓们围聚在刑场周围，看着刽子手残忍地执行刑罚。之后，张汶祥的心被摘下，在马新怡墓前致祭，以告慰马新贻的在天之灵。

案子结束后，钦差郑敦谨并未回京复命，而是以抱病为由，径首返回原籍。此后终其一生，都再未涉足官场。他似乎对这官场的黑暗和复杂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再卷入其中。

这个案子发生得曲折离奇，审理过程又诸多蹊跷，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据马新贻嗣子马毓桢回忆，其父曾亲口透露，1868 年那次养心殿的密谈，慈禧透露将要将其调任两江，而此行的目的，便是要彻查西年前，湘军攻破天京后，是否如外界传闻贪墨太平天国巨额财富，以及有无其他不法行径。

要知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年有余，湘军围城苦战两载方得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