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件血衣。经过邻居辨认，那把剔骨刀正是王小松这个屠户经常使用的。王小松很快就被逮捕了。

在公堂上，王小松大喊冤枉。他说那天晚上自己一首在叔叔王远修家里喝酒，而且喝醉了酒，县令若不相信，可以找他的叔叔作证。章县令又询问了王小松的叔叔王远修，王远修证实那天晚上侄子确实在他家里喝酒。章县令又问王小松，为何家中会有血衣，剔骨刀为何会出现在命案现场。王小松一脸茫然，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血衣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剔骨刀为何会丢失，还出现在命案现场。章县令认为王小松的话并不能证明他的清白，于是下令杖责王小松。

就在衙役们要动手时，王远修突然拦住了他们，神色慌张地说道：“大人，莫要严刑拷打了，我侄儿他的确杀了杨七和花氏……”王远修的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章县令见状，便根据王远修的供词、在王家搜出的血衣和行凶作案的剔骨刀，认定王小松就是凶手，将此案写成结案陈词，上报给建昌知府核验，等待上司核验之后再酌情定罪。

知府倪恩龄接到案卷后，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轻易下定论。他仔细地推敲了一番案情，越看越觉得此案还有诸多疑点。一是那把剔骨刀，按理说，任何人杀人之后，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毁灭证据，剔骨刀遗落在命案现场，实在是不合理；二是血衣也很可疑，王小松杀人之后，为何不把血衣首接烧掉，反而把它埋在自家院子里，烧掉血衣不是比埋掉更简单、更不容易被发现吗？三是王远修的证词，章县令刚要动刑，王远修就承认王小松杀了人，他作为叔叔，证词一会儿为侄子开脱，一会儿又承认侄子杀人，前后矛盾，实在令人生疑。

倪知府决定亲自到广昌县审理此案。他来到广昌后，先是询问了王小松的邻居和亲戚。邻居和亲戚们都说王小松脾气温和，平日里从来没有与人红过脸，更别说与人结仇了。倪知府又想到，王小松被沈老三欺骗了5两银子，还被打了一顿。按照常人的做法，无非就是状告沈老三，让他赔钱，或者找人教训沈老三一顿，犯不着为了区区5两银子去杀人。而且，王小松家里开着很大的一间屠宰铺，每日进账上百两银子，5两银子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足以让他铤而走险去杀人。再者，就算王小松要报复，也应该首接找沈老三才是，怎么会去杀杨七和花氏呢？种种迹象表明，认定王小松杀死杨七和花氏的证据并不充足。

既然王小松没有杀人，那杨七和花氏又是被谁所杀呢？倪知府陷入了沉思。他思考了一番后，紧急召见了章县令和县衙捕头，三人在房中商量了许久。随后，只见章县令和捕头退出房来，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

第二天中午，在城北王小松家居住的巷子里，来了一位相师。相师在巷子里摆了个摊子，帮人算命。他算得又快又准，很快就吸引了巷子里的人纷纷出来请他算命。这天中午，一个中年男子从相师的摊子前走过，相师眼尖，一把拉住了他。中年男子正要发怒，相师却神秘兮兮地对他说道：“先生，我看你今生必能大富大贵，坐享其成，只是你脸上却带着一股煞气，有冤鬼恶灵缠绕周身。若不及时攘除，必将遗祸无穷啊！”

中年男子听罢，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忙说相师在胡说八道。相师却不慌不忙，马上说出了中年男子的生辰八字和家中情况。中年男子听后，心中一惊，脸上露出了动容之色。相师又接着说道：“此冤鬼共有两个，一阴一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不在三日之内及时祛除，必然有性命之危。三日之内，必须请来端公道士施法，否则遗祸无穷矣！”相师说完，便收拾起摊子，摇头晃脑地走出了巷子。

第二天，中年男子果然请了城里有名的道士去家里攘除恶鬼。他按照道士的要求，摆上牺牲果品，又点上蜡烛香火，跪在香案之前叩首敬拜。就在家中作法驱鬼正进行得热闹的时候，一队衙役突然闯入了家中。一根粗铁链“哗啦”一声，挂在了中年男子和他妻子的脖子上，将他们夫妻二人押去了县衙。

来到县衙大堂，惊魂未定的夫妻二人大喊冤枉。县衙大堂之上，章县令坐在一侧，正堂之上端坐的人是倪知府。知府身边，还站着一个带着瓜皮帽，身穿长衫的中年长髯男子。中年男子仔细瞧去，发现那长髯男子就是昨天的那个相师。倪知府怒拍惊堂木，一声怒喝：“大胆王远修夫妇，你二人谋财害命，嫁祸杀人，还不赶紧从实招来！”

堂下跪着的夫妻二人，正是王小松的叔叔王远修和他的妻子何氏。夫妻二人见状，大惊失色，但仍然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口口声声喊着冤枉。倪知府冷笑一声，说出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