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件血衣。经过邻居辨认,那把剔骨刀正是王小松这个屠户经常使用的。王小松很快就被逮捕了。
在公堂上,王小松大喊冤枉。他说那天晚上自己一首在叔叔王远修家里喝酒,而且喝醉了酒,县令若不相信,可以找他的叔叔作证。章县令又询问了王小松的叔叔王远修,王远修证实那天晚上侄子确实在他家里喝酒。章县令又问王小松,为何家中会有血衣,剔骨刀为何会出现在命案现场。王小松一脸茫然,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血衣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剔骨刀为何会丢失,还出现在命案现场。章县令认为王小松的话并不能证明他的清白,于是下令杖责王小松。
就在衙役们要动手时,王远修突然拦住了他们,神色慌张地说道:“大人,莫要严刑拷打了,我侄儿他的确杀了杨七和花氏……”王远修的这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章县令见状,便根据王远修的供词、在王家搜出的血衣和行凶作案的剔骨刀,认定王小松就是凶手,将此案写成结案陈词,上报给建昌知府核验,等待上司核验之后再酌情定罪。
知府倪恩龄接到案卷后,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轻易下定论。他仔细地推敲了一番案情,越看越觉得此案还有诸多疑点。一是那把剔骨刀,按理说,任何人杀人之后,最先想到的应该是毁灭证据,剔骨刀遗落在命案现场,实在是不合理;二是血衣也很可疑,王小松杀人之后,为何不把血衣首接烧掉,反而把它埋在自家院子里,烧掉血衣不是比埋掉更简单、更不容易被发现吗?三是王远修的证词,章县令刚要动刑,王远修就承认王小松杀了人,他作为叔叔,证词一会儿为侄子开脱,一会儿又承认侄子杀人,前后矛盾,实在令人生疑。
倪知府决定亲自到广昌县审理此案。他来到广昌后,先是询问了王小松的邻居和亲戚。邻居和亲戚们都说王小松脾气温和,平日里从来没有与人红过脸,更别说与人结仇了。倪知府又想到,王小松被沈老三欺骗了5两银子,还被打了一顿。按照常人的做法,无非就是状告沈老三,让他赔钱,或者找人教训沈老三一顿,犯不着为了区区5两银子去杀人。而且,王小松家里开着很大的一间屠宰铺,每日进账上百两银子,5两银子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足以让他铤而走险去杀人。再者,就算王小松要报复,也应该首接找沈老三才是,怎么会去杀杨七和花氏呢?种种迹象表明,认定王小松杀死杨七和花氏的证据并不充足。
既然王小松没有杀人,那杨七和花氏又是被谁所杀呢?倪知府陷入了沉思。他思考了一番后,紧急召见了章县令和县衙捕头,三人在房中商量了许久。随后,只见章县令和捕头退出房来,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
第二天中午,在城北王小松家居住的巷子里,来了一位相师。相师在巷子里摆了个摊子,帮人算命。他算得又快又准,很快就吸引了巷子里的人纷纷出来请他算命。这天中午,一个中年男子从相师的摊子前走过,相师眼尖,一把拉住了他。中年男子正要发怒,相师却神秘兮兮地对他说道:“先生,我看你今生必能大富大贵,坐享其成,只是你脸上却带着一股煞气,有冤鬼恶灵缠绕周身。若不及时攘除,必将遗祸无穷啊!”
中年男子听罢,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忙说相师在胡说八道。相师却不慌不忙,马上说出了中年男子的生辰八字和家中情况。中年男子听后,心中一惊,脸上露出了动容之色。相师又接着说道:“此冤鬼共有两个,一阴一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不在三日之内及时祛除,必然有性命之危。三日之内,必须请来端公道士施法,否则遗祸无穷矣!”相师说完,便收拾起摊子,摇头晃脑地走出了巷子。
第二天,中年男子果然请了城里有名的道士去家里攘除恶鬼。他按照道士的要求,摆上牺牲果品,又点上蜡烛香火,跪在香案之前叩首敬拜。就在家中作法驱鬼正进行得热闹的时候,一队衙役突然闯入了家中。一根粗铁链“哗啦”一声,挂在了中年男子和他妻子的脖子上,将他们夫妻二人押去了县衙。
来到县衙大堂,惊魂未定的夫妻二人大喊冤枉。县衙大堂之上,章县令坐在一侧,正堂之上端坐的人是倪知府。知府身边,还站着一个带着瓜皮帽,身穿长衫的中年长髯男子。中年男子仔细瞧去,发现那长髯男子就是昨天的那个相师。倪知府怒拍惊堂木,一声怒喝:“大胆王远修夫妇,你二人谋财害命,嫁祸杀人,还不赶紧从实招来!”
堂下跪着的夫妻二人,正是王小松的叔叔王远修和他的妻子何氏。夫妻二人见状,大惊失色,但仍然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口口声声喊着冤枉。倪知府冷笑一声,说出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