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穴”的希特勒、前线的曼施坦因，以及身陷重围的保卢斯。

12月18日，第57装甲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其先头部队“兰克”战斗群再次发动了一次奋力的突击，一度抵达了梅什科瓦河，距离包围圈仅剩不到30英里（约48公里）。这是“冬季风暴”所能达到的最远点。曼施坦因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直接向保卢斯发出了信号，敦促他立即执行“雷鸣”计划，率部向西南方向突围。

为了说服这位犹豫不决的同僚，曼施坦因派遣他的情报军官，艾斯曼少校，执行了一次堪称“虎口拔牙”的危险任务。艾斯曼乘坐一架he-111轰炸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惊险地降落在包围圈内冰封的皮托姆尼克机场。他带来了曼施坦因的亲笔信和最准确的情报：救援部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是第六集团军突围的最后机会，如果错过，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六集团军那冰冷压抑的地下指挥部里，艾斯曼见到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阿瑟·施密特少将。艾斯曼详细地阐述了外部的严峻局势，强调救援部队已是强弩之末，不可能再独立打通通道，必须依靠第六集团军从内部的主动配合。

保卢斯本人，在听取了报告后，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他完全理解曼施坦因的判断。他私下向艾斯曼承认，从纯军事角度看，立即突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他身边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却扮演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阿瑟·施密特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固执的军官，更重要的是，他被描述为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希特勒的命令抱有近乎宗教般的忠诚。在施密特看来，任何违背元首“坚守”命令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他向保卢斯激烈地陈述着反对突围的理由：首先，第六集团军的燃料储备严重不足，现有的燃料仅够所有车辆行驶不到30公里，根本无法支撑突围到会师点的漫长路程；其次，部队中尚有数万名伤员，突围意味着要将他们遗弃，这在道义上难以接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步兵部队在长期的饥饿和严寒中已经极度虚弱，他们根本没有体力在冰天雪地里进行一场高强度的突击和长途行军。

施密特的论点，在现实层面上并非毫无根据。第六集团军当时确实仅剩下约70辆尚可开动的坦克，步兵的状况也的确堪忧。然而，这些困难与坐以待毙、最终全军覆没的结局相比，突围至少还保留了一线生机。施密特的强硬态度，与其说是基于军事考量，不如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执。他对保卢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断强化着保卢斯内心深处那种普鲁士军人服从命令的天性。

最终的决定权，落在了希特勒身上。保卢斯将突围的请求和现实的困境一并上报给了陆军总司令部。而希特勒的回应，冰冷而决绝。12月18日晚，他通过无线电明确下令：禁止第六集团军向外突围。他重申，必须坚守“斯大林格勒要塞”，并相信空军能够改善补给状况。

这道命令，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内心本就充满矛盾的保卢斯而言，元首的直接命令让他找到了“解脱”的理由。他选择了服从，将个人的军事判断和拯救部下的责任，让位给了对最高权威的绝对忠诚。他通知曼施坦因，由于燃料不足和部队状态不佳，无法执行“雷鸣”计划。

曼施坦因在接到电报时，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外部的救援之手已经伸到了极限，而内部被困的人，却因为一道来自远方的荒谬命令，而拒绝握住它。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苏军的“小土星行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其坦克部队甚至对德军后方重要的空运基地——塔特辛斯卡亚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12月24日，苏军坦克冲进机场，摧毁了停机坪上数十架宝贵的ju-52运输机和大量物资。这次突袭，彻底打断了“空中桥梁”的脊梁，也迫使曼施坦因不得不将最后的预备队（包括从第57装甲军中抽调的部队）用于防御自己的后方。

内无策应，外有强敌，侧翼洞开。12月23日，曼施坦因在万般无奈之下，正式下令停止“冬季风暴”行动。第57装甲军开始交替掩护，艰难地向后撤退，脱离与苏军的接触。斯大林格勒上空的希望之光，在圣诞节前夕，被无情的现实彻底掐灭。第六集团军的最后一线生机，就此断绝。

曼施泰因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了极高的战略组织能力和战术调度水平，他几乎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做到了极致。但个人的天才，已经无法挽回整个战略的颓势。此役，清晰地暴露了轴心国仆从军队的脆弱、整体协同作战能力的瓦解，以及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