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备下一首歌啦，各位老板慢慢饮”说得得体又让人无法强留。她懂得在这种环境里生存的法则：既要有豪气，更要懂得分寸。

深夜收工，卸下浓妆，换上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阿霞才显出属于她这个年纪的些许疲惫。歌厅后巷的灯光昏暗，她快步走着，手里小心地提着给姐姐带的艇仔粥。汗水浸湿了她额前的碎发。回到天台屋，姐姐己经睡了，呼吸声沉重。阿霞轻手轻脚地把粥放在小炉子边温着，然后坐在吱呀作响的折叠床边，望着窗外远处维多利亚港依稀的灯火。高楼大厦的霓虹映在她年轻的瞳孔里，明明灭灭。

生活的重担压在她瘦削的肩上——微薄的薪水要负担房租、姐妹俩的生活费、姐姐的药费。歌厅的环境喧嚣混杂，烟酒弥漫，客人的目光有时像黏腻的蛛网。但她很少抱怨。白天，她可能去布料市场淘便宜料子，自己动手修改演出服；可能在家一遍遍听着唱片，跟着哼唱，琢磨新的唱腔和台风；也可能只是在天台吹风，看着楼下庙街熙熙攘攘的人潮，眼神里是超越年龄的沉静与一丝不易察觉的野心。

她不是温室的花朵，她是庙街烟火气里长出的野蔷薇。她的生活是汗湿的演出服、是后台的廉价粉饼味、是姐姐的药罐、是深夜归家时疲惫的脚步、是面对酒杯时的豪气干云、是站在舞台灯光下瞬间爆发的生命力。她像一颗蒙尘的珍珠，在1981年夏初香港潮湿闷热的底层生活中，悄然积蓄着力量，等待着那个属于她的、被风吹响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