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

1928年，他首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舰长指挥权，先后担任了轻巡洋舰“五十铃”号和更重要的——航空母舰“赤城”号的舰长。

指挥“赤城”号航空母舰的这段经历，对山本五十六后来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亲身体验了舰载航空兵在海战中的巨大潜力，也敏锐地预见到了，未来的海战，将不再是传统战列舰之间用大炮互轰的“炮战决胜”时代，而是由飞机来主宰沉浮的“航空制胜”时代！

在当时那个“大舰巨炮主义”依然是世界各国海军主流思想的年代（各国海军都把拥有更大口径火炮、更厚重装甲的战列舰视为海权的象征和舰队的核心），山本五十六的这种“航空制胜论”，无疑是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甚至被一些海军内部的保守派大佬们视为“异端邪说”。

但山本是个认准了道理就不会轻易回头的人。早在1920年代中后期，当他还是一名炮术专家的时候，他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海军航空兵的未来。他不顾当时炮术科才是海军军官晋升“王道”的传统，毅然决然地由炮术科转入了刚刚兴起的海军航空兵科，甚至还亲自接受了飞行训练（虽然他最终并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但他对飞机的性能和航空作战的特点，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种敢于挑战传统、拥抱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早期奠基人和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1930年，山本五十六以海军少将的军衔，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海军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虽然也争取到了一些利益，但在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上，仍然受到了英美的严格限制，这让日本海军内部的强硬派感到非常不满。山本五十六虽然也对这种不平等的限制感到憋屈，但他可能也从这次会议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日本与英美等老牌海军强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以及通过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从伦敦回来后，山本五十六的仕途继续上升。他先后出任了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等一系列与海军航空兵发展密切相关的要职。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大力推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引进和研发新式舰载飞机（比如后来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大显神威的零式战斗机、九七式舰攻、九九式舰爆等，都与他任内的推动不无关系），努力提高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并积极探索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新作战理论。可以说，日本海军之所以能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攻击力的航母机动部队，山本五十六功不可没。

虽然山本五十六是一位坚定的海军力量发展论者，也是一位敢于冒险的“赌徒”，但在1930年代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浪潮日益高涨、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也越来越疯狂的背景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对务实和清醒的立场，甚至一度被视为海军内部的“鸽派”或“亲英美派”，试图为日本这辆失控的战争机器踩几脚“刹车”。

山本五十六在1930年代，对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逐步升级的全面侵华战争，都持有一种比较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战场是一个巨大的泥潭，会无休止地消耗日本本已有限的国力，而且也必然会激化与英美等国的矛盾，最终对日本的战略全局不利。

他更是强烈反对日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他清醒地认识到，与德意这两个欧洲的“战争贩子”绑在一起，不仅不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会把日本彻底推向与英美为敌的深渊，最终引火烧身。他曾多次在海军内部和政府高层会议上，力陈与德意结盟的危害，主张日本应该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过早地卷入欧洲的冲突。

山本五十六的这些相对“温和”和“务实”的主张，在当时那个被狂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所裹挟的日本，自然是显得格格不入，也因此招致了陆军强硬派和国内右翼极端分子（比如那些动不动就搞“天诛国贼”暗杀的“爱国青年”们）的极度仇视和不满。他们给山本扣上了“日奸”、“卖国贼”、“海军的软骨头”等各种大帽子，甚至还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扬言要取他的项上人头！

据说，在1939年前后，针对山本的暗杀威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海军省甚至不得不派出宪兵，对他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护”，以防不测。一个堂堂的海军中将，居然要靠宪兵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免遭本国极端分子的毒手，这在当时的日本，也